南朝宋

��苏省镇江市）起义，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迎回晋安帝，改元义熙，从此掌握东晋政权。[12]义熙元年（405年），刘裕从后秦手中夺回淮北十二郡。[13]义熙四年（408年），

东晋后期，朝政已腐朽不堪，地方军阀林立，百姓负担沉重。大亨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晋建楚。次年刘裕率北府军兵将1700余人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起义，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迎回晋安帝，改元义熙，从此掌握东晋政权。[12]义熙元年（405年），刘裕从后秦手中夺回淮北十二郡。[13]义熙四年（408年），占据长江上游的桓谦被刘裕击破，桓家余部则于义熙六年（410年）被彻底消灭。刘裕北伐形势义熙五年（409年）四月，刘裕从建康率兵北伐，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皇帝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14]，灭南燕，夺下山东。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发兵讨伐割据巴蜀的谯纵，大败蜀军，攻入成都。义熙十年（414年），发兵攻占汉中，仇池请降归附。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亲率大军讨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率军北伐攻打后秦，沿途收复许昌、洛阳等重镇。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但在义熙十四年（418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虽失去关中，但自潼关东至青州都纳入东晋。经过两次北伐，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刘裕据有。后来宋魏间的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15]在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的同时，刘裕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针对东晋以来朝廷的纲纪松弛紊乱，权贵之门互相兼并，老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的现实，刘裕在义熙七年（411年）施行土断，禁止兼并，会稽余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视国法隐藏逃亡人员一千多人，对抗刘裕的改革。刘裕铁腕诛灭了虞亮，罢免了包庇他的会稽内史，法办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员，一时士族豪强肃然，谨慎规矩，远近遵法守纪。[16]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14]。南朝宋建国刘宋宋文帝刘义隆刘义隆即位之初，徐羡之、傅亮居中辅政，谢晦则率原领军府所统精兵出镇荆州，檀道济继续领军出镇广陵。[30]宋文帝最初隐忍不发，一面用其原荆州僚属王华为侍中，到彦之为中领军，以分徐羡之、傅亮的权势，接着又成功笼络到了王仲德、刘粹、张邵、赵伦之等开国元勋的支持[31]，策反参与废立的另外两位元勋王弘和檀道济[32-33]，还使心腹王华、孔宁子等人不断制造和散播针对徐傅谢三人弑君行为的舆论攻势[34]，逐步孤立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元嘉三年（426年），文帝见时机已到，先后诛杀徐羡之和傅亮，又亲自督檀道济、到彦之、刘粹率军西进，将谢晦擒杀，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35]刘义隆即位后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36]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经过刘裕、刘义隆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37]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年间确实为南朝比较安稳的时期。[14]南朝宋宋魏战争刘义隆继位后即谋划夺回北魏在景平元年（423年）占领的河南诸军事重镇。遂于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刚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屯兵减少之机，以右将军到彦之领兵5万，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舟师入黄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1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兵3万监征讨诸军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告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此次攻魏只为收复黄河以南失地，不关河北。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相继占领滑台、洛阳、虎牢等地，一度收复了河南北部。十一月，魏人大举南下，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下旬，虎牢、洛阳、碻磝、滑台等地再度被魏军攻破[38]，北魏军逼退前往救援的宋将檀道济[39]，宋所得之地复失，第一次元嘉北伐结束，宋魏恢复战前疆界。北魏在统一黄河以北后想继续向黄河以南深入。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自率步骑十万抄掠刘宋豫西诸郡县。三月，魏军兵临宋悬瓠城（今河南上蔡县东）下，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于同年四月，撤军北归。七月，宋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节度诸军担任北伐主帅[40]，兵分三路并进大举伐魏：东路军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统帅，徐兖二州刺史刘骏统军继进，宁朔将军王玄谟为前锋率军入黄河，攻克碻磝及乐安，一直攻到滑台[41-43]；中路军以太子左卫率臧质率军攻打许、洛一带，豫州刺史刘铄统军继进，一直攻到虎牢[44-45]；西路军以雍州刺史刘诞为统帅，柳元景率雍州诸将薛安都、庞法起等攻破了北魏的洛州守军，收复弘农、陕城和潼关，逼近长安[46-47]。同年十月，宋军遭到了北魏的反击，东路军败退，中路军溃散[48]。拓跋焘从黄河边南进，兵锋直指长江。[49]率军南行直到瓜步（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境），声言要横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此时，北魏军队前面有大江，后面又有宋兵坚守城镇，北魏军队不但缺粮，还大量染有“疾疫”，只好退回国内。此战，刘宋“北伐败辱，数州沦破”[50]，核心统治区域饱受战乱的摧残。[51]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得知北魏发生政变，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遂发动第三次北伐[52]。命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兵向洛阳、虎牢方向进攻，雍州刺史臧质率军攻潼关。青州刺史刘兴祖得知北伐，便上书刘义隆请许自己率七千兵从山东出发直捣中山，进军河北并取当地农作物补充军粮。[53]刘义隆一心只想收复河南军镇，恢复刘裕时期的黄河一线的军事防线，没有听从刘兴祖的建议。七月，由鲁爽率领的中路军虽然很快便攻占了长社（今河南长葛市），并在大索城击败拓跋仆兰，进而围攻虎牢；但张永统率的东路军却迟迟攻不下碻磝，后魏军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破坏宋军进攻的通道。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军退还历城（今山东济南）。[52]鲁爽、臧质等知晓东路军已退，于是和柳元景等退兵，这次北伐除恢复之前被魏军占领的一些城池外，基本无功而还。[52]刘义隆前后发动了三次北伐，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其中第二次北伐期间，北魏军沿途到处破坏，赤地千里，邑里萧条，元嘉之治因此结束。三次北伐致使宋国力大损，北魏兵马也损失过半，南北两朝都疲惫不堪，不敢再轻易动兵。[15]南朝宋孝武改革元嘉三十年（453年），刘义隆在赐死其弟刘义康后，为保护太子安全，大力加强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54-55]但不久就发现了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通过巫蛊咒死刘义隆的事，刘义隆欲废刘劭，赐刘濬死。但由于刘义隆迟迟决定不了新任的太子人选[56]，更将决定实行废太子和杀刘濬的计划告诉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密告给刘濬和刘劭。[57]于是刘劭利用东宫所统万余精兵，抢先一步，于当年二月二十日，趁夜起兵入宫杀了刘义隆[58-59]，当日便称帝，宠任和重用自己过去的东宫心腹将帅，更大肆清除和诛杀不归附自己和过去有宿怨的大臣和宗室。同年三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依靠元嘉后期在雍州境内招募流民组建的雍州地方伐蛮军的力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并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先后攻克南洲，栗州等地。四月二十七日，刘骏在建康城南的新亭登位称帝，恢复元嘉年号。[60]刘骏即位次年改元“孝建”，其私人生活极不检点，颇受后人诟病。但他在位时期也对当时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镇实力，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61]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62]改变了宋文帝朝过度偏重侨姓高门的现状，试图将各种新兴的政治力量整合进政权。在中央官制上，孝武帝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63]，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创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64]，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同时他还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扩充中央禁军的力量，创立直閤将军制度[65]，复置卫尉[66]，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了中央禁卫体系。更开始以制局监分领军之权[67]，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68]地方上，刘骏还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刘骏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刘骏还委任寒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他们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30]经济上，推行土断，罢免侨户，抑制兼并，开禁江海田塘，赦免军户和奴婢，奖励养马，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设立台使，改铸钱币整顿货币流通混乱的问题，并多次下诏劝课农桑。[68]更始行检籍政策，把与商人等通婚、私下经商的士族，一律开除士族资格并黜为将吏。[69]对那些被开除士籍，却不肯服役逃亡对抗朝廷法令的人员，甚至改用军法处置，抓到就斩杀[70]，开南朝检籍政策之先声。军事上，罢除军户制[71-72]，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汉末时兴起“世兵制”。同时鉴于元嘉末年刘宋北伐惨败的教训，他大力滋养战马，有意训练骑兵，以加强军备，并在部分适合养马的州镇实施奖励养马的政策[73]，又“练莞训旅”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同时接受垣护之的建议将青州州治由远离前线的东阳城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以巩固边防。[68][74]文化上，弘扬儒学，建造孔庙，自东晋南渡江左以来被废绝的祭祀孔子的典礼又重新恢复，同时进行了系列的礼制改革，以恢复礼乐制度。[75-77]对于佛教，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扬佛教，礼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肃沙门，建立僧官制度，利用僧官管理僧众，实现了朝廷对佛教徒的控制，以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整顿佛教不正之风。[68]孝武帝的上述积极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货币经济的深化。[68][78-79]孝建元年（454年），臧质阴有异志，企图假借刘义宣之手来颠覆刘宋王朝，于是鼓动刘义宣叛乱。[80]叛乱爆发后，很快被柳元景、王玄谟等人平定。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又借机派沈庆之等迅速平定坐镇广陵的竟陵王刘诞。孝武帝在位时期，虽有刘义宣、刘诞之乱，但都很快便被平定。同时，孝建三年（456年），孝武帝又实行“青冀并镇”巩固边防[81]，因此其统治的11年是相对安定的时期。在对外军事上，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遣兵进犯刘宋青、兖二州，孝武帝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调积射将军殷孝祖赶赴前线，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等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成功击溃魏军，并趁胜收复了济水以北的部分失地。[82][60]此次宋魏青州之战，是宋自文帝的三次北伐失败以来对北魏取得的首场大胜。大明四年（460年），孝武帝又遣军在北阴平一带，再度击溃北魏军。[83]孝武帝虽在其在位期间，军事上几次小胜北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举措，但同时其本人生活上的骄奢腐败颇受传统史家诟病。特别是在他统治末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好酒奢靡、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加重了百姓负担。[84]孝武帝为解决刘义隆执政时期频繁让“宗室出镇重要州镇”，导致地方宗室力量过强的问题，推行了一系列贬抑和削弱宗王势力的措施，同时残酷镇压和诛杀部分实力较强但又不服他的宗室，将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杀死[14]。虽然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其死后十几年间宗室激烈内斗埋下隐患。[85]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刘骏病死，庙号世祖，谥号孝武皇帝。太子刘子业即位。[86]南朝宋内斗频繁齐高帝萧道成刘彧即位后延续孝武帝用寒人操纵朝政，典签监视州镇的政策。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诛杀靠镇压刘子勋的功劳而执掌大政的弟弟刘休仁、刘休祐，其兄弟辈东海王刘袆、巴陵王刘休若也被杀，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孙死者数十人。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刘子勋政权，担心刘彧对自己下手，举城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98]，到泰始五年（469年），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北部防线基本退至淮河，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此时宋与北魏基本以淮河为界，史称“泰始之祸”。但明帝诛杀宗室诸王，并未能实现他巩固皇位的初衷[30]。刘彧虽在即位初期任贤用能，大力革除前废帝时期的弊政，颁布了多项废除苛捐杂税，减免赋税，去繁就简的政治举措。[99-100]但他在“泰始之祸”后便开始渐失意志，纵情声乐，使朝纲始终不振，以致晚年经常“载深矜叹”[101]。刘彧晚年猜忌心极重，为了保证其子顺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门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宋末期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刘彧病死，其子刘昱即位。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据州起兵，率军2万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拒战有功，升任中领军，总帅禁军，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权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够得以交结地方军镇都督，借此扩张势力。[102]元徽五年（477年），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之后欲亲理朝政，试图将宫中内外大权悉数收回，准备剥夺萧道成禁军职权，遂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103]，同年七月，萧道成收买刘昱的侍从抢先一步派人弑杀刘昱，立其弟刘凖为帝，自执朝政[30]。此时，仍忠于宋朝的大臣袁粲、刘秉、沈攸之、黄回等先后举兵讨伐在建康弑君废立的萧道成，但都被残酷镇压。[102][103]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扫除一切障碍的萧道成逼宋顺帝刘准禅让皇位，改国号为齐，刘宋灭亡。[104]南朝宋疆域编辑播报宋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朝代。强盛时，据关守河，北部防线到达潼关、黄河一带，其统治地区北部与北魏划黄河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云南，南至越南中部横山、林邑一带。刘裕病死后的公元423年，北魏趁机攻下宋在河南的北部三镇(洛阳、虎牢、滑台)和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此后三十年，宋的北部防线大致维持在秦岭（今陕西宝鸡）—卢氏（今河南卢氏北）—汝阳（今河南汝阳县北）—颍川南（今河南许昌南）—项城（今河南项城北）—淮阳（今河南周口东）—考城(今河南商丘东北)—济阴（今山东菏泽市）—东阿（今山东聊城东）—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武城（今山东德州西北）—新乐（今山东宁津东）—阳信（今山东滨州阳信、无棣境内）一线。[27][14]宋文帝第一次北伐一度收复河南北部，但仅过十个月就复失。北魏虽曾于宋第二次北伐期间一度深入宋境内，但又于次年迅速撤兵。宋不久组织第三次北伐，再次兵临黄河，后因“青徐歉收”退兵，防线维持至秦岭—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长社城（今河南许昌附近）—大索城（今河南荥阳附近）—济水沿线—山茌（今山东济南长清区）[105]—乐陵（今山东省滨州市一带）[106]南朝宋地图大明二年（458年），宋在第一次宋魏青州之战胜利后，趁势收复杜梁、申城、临邑、縻沟等在元嘉北伐期间被北魏侵占的青兖边界附近的黄河下游的济水北岸的部分城池[82]。大明八年（464年）时宋魏疆界东北以黄河为界，中北以济水—鲁阳（今河南鲁山县）为界，西北以秦岭为界。[107]孝武帝之后朝政混乱，内斗严重，无暇顾及边防。到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因薛安都叛宋降魏而爆发的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战结束后[108]，宋再失山东和淮北，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淮北只剩海州，国土边界基本退至淮河一线。[6]南朝宋行政区划宋朝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州是第一级行政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刺史。尹、郡、王国、公国（部分）是第二级行政区。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尹，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内史，公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县、公国（部分）、侯国、伯国、子国、男国是第三级行政区。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6]由于宋朝历经数次侨州郡县的合并，在东晋许多没有实土的虚设的侨置州郡在宋则成为既有实土也有户口的真正州郡。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宋初国内共有25州。经宋孝武帝任内的州郡合并和实置的改革，至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宋共有22州：青州、冀州、司州、兖州、徐州、豫州、南兖州、南徐州、南豫州、扬州、江州、荆州、郢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秦州、宁州、广州、交州、越州。[109]南朝宋政治编辑播报刘裕以寒门庶族身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凭借着与北方流民为主的北府兵组成的寒门武装集团，以显赫军功，最终改朝换代，结束了东晋“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此后经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三代的努力，逐步将军政大权和地方控制权悉数收归皇权，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限制士族的政治特权，削弱士族的经济实力，并通过重要出身微贱而有实际才干的寒人掌管机要之职，设置出一批高位但无实权的虚职安置王谢这样的士族，同时以宗室出镇重要州镇，并设立典签监督控制地方宗室和州镇，从而回归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也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寒族掌机要，士族居虚位，宗室镇要州，典签控州镇”。由此，秦汉时期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经历魏晋以来的低潮波折后开始走向复兴。[4][110]南朝宋中央制度晋末的北府兵在宋初由东晋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镇武力变成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屯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皇帝所亲信的寒门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令，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中央禁军也因此被称为台军。台军的构成及地域来源虽然在宋孝武帝时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团军，但台军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的军事基础。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刘宋重新确立。[30]为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宋帝往往利用出身微贱而有实际才干的寒门来控制中央各部门，如尚书省的尚书令史、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实际把持了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这样门阀士族就被剥夺了实权，他们只能依附于皇权而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门阀士族尽管瞧不起那些拥有大权的受皇帝委信的寒人，拒绝和他们交往，并以门第和婚宦自相标榜，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仍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中。而且，由于门阀士族人士的实际政治才干因优越的地位而每况愈下，也使得他们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动辄得咎，频遭杀戮，越来越走向衰败，至南梁末年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30]南朝宋州镇制度刘裕称帝后，除在中央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中央军外，对地方则限制州镇的州府置将和官吏数额，如规定荆州前者不可多于二千人，后者亦不可多于一万人；另其他州府置将及官吏数亦不分别不得多于五百人及五千人。为防止权臣和宗室拥兵，他特别下诏命不得再别置军府，宰相领扬州刺史的话可置一千兵。同时他吸取创建政权时获得的经验，以“荆州居上流之霞，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规定只能由皇子作荆州刺史；又因扬州为都城建康所在，乃立国基础，扬州也必须由宗室亲近充当刺史，同时规定但凡大臣或宗室外任要职要需军队防卫，或要出兵讨伐，一律配以朝廷军队，事情完结后军权都需交回朝廷。[111]至宋文帝时地方的其他重要州镇也多由宗室出镇，同时又为这些出镇重要州镇的宗室配置代表朝廷的州府僚佐加以监督和教导，对其进行掣肘。南朝各代沿用这一惯例，并不断削弱荆州等军事重镇的实权。宋孝武帝时全面改置地方州镇，东晋时期最为强大的荆、扬二州被悉数分割，其原先的营户兵力一律迁至建康，原来的荆、扬地域，则形成荆、雍、郢、扬、东扬五州相互牵制的格局，东晋百年荆、扬对立威胁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彻底终结。孝武帝即位后，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宗室的控制，设立寒人典签控制地方州镇，让他们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他们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和宗室，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30]南朝宋法律制度为配合统治者集权改制和抑制豪强的现实需要，宋朝在一些法律领域对魏晋时期的律令作出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宋统治者对魏晋以来“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进行了系列整顿。刘裕在东晋义熙年间就两次整顿选举法，为配合土断的需要推行土断法，又在永初三年（422年）正月，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进行了整顿，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111]宋孝武帝时曾对刑法制度作出了两项重要的创新和改革，在审讯制度方面，孝武帝规定对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加审讯，同时规定“若两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112]同时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皆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将军”的称号，他们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或借口执行军法任意杀人，而不顾正式的刑律，导致刑法制度紊乱“法不责众”的局面频繁出现，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说：“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罪大恶极该当处死的，也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衙门要严加督察。再有违犯者以杀人罪论处。”[113]此条法令的颁布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的。南朝宋军事编辑播报宋朝前期北府兵独大，成为中央军与荆州、北徐州方镇的主力来源，故此时仍以世兵制为主；元嘉后期，为了应对荆雍地区蛮族的需要，担任伐蛮总指挥的刘骏（后来的宋孝武帝）在雍州地区大力招募北方流民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雍州伐蛮军，后来，孝武帝刘骏正是凭借这一支荆雍兵击败了建康的中央军夺取了帝位，此后，雍州豪族集团（荆雍兵）逐渐取代了北府兵集团的地位。[121]孝武帝即位后进行军制改革，大力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此时世兵制衰落，军队主力逐渐被募兵制和征兵制取代，特别是将领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为刘宋末年军队中的精锐核心。[74]南朝宋对外战争氐族杨氏家族在陇右一隅建立的仇池在晋末一度占领汉中，后来刘裕征蜀时，顺带发兵反攻仇池，仇池一溃千里，被迫撤出汉中，献上降表。宋建立后，仇池向其称藩，宋封杨家为车骑大将军、加侍中。宋元嘉十八年（441年），仇池王杨难当趁宋北伐失利图谋夺取汉中，全力进攻宋的益州，宋文帝大怒，发兵反击，不久便攻入仇池境内，驻守仇池的主将向宋投降，仇池国土大部分归入宋。[122]仇池的残余势力退到阴平苟延残喘。南朝宋经济编辑播报宋国内的统一程度远强于之前强藩割据，地方势力强大的东晋，这必然作用于它的农业发展。同时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代都不同程度实行过劝课农桑，减免税赋的政策，至孝武帝统治后期前的四十余年间，除发生过几次高层权力变动外，民间并未发生过大的动乱和灾难，因此这四十余年间，刘宋的农业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南方经济也得到稳步提升。同时刘宋相对北魏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与泰始之祸左右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刘宋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114]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义兴）是中央财库、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南朝宋商业宋的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日渐发达，江南社会稳定地朝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5]但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不足，使得币制屡变，质量不精。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而凡是大批运进的商品买卖，多是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15]南朝宋手工业由于宋朝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刘宋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国家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开始在江南发展织锦业。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著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瓷器的烧制技术在刘宋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余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宋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造船业也十分兴盛，如宋末沈攸之起义反萧道成时，荆州作部曾“装战舰数百千艘”，而且三吴运河网也持续修造，到南齐时已大致完成，畅通了三吴与建康的交通。[115]南朝宋人口对于宋疆域内的人口数目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学者葛剑雄认为宋在第二次元嘉北伐前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人。[5]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估计全国有20,000,000人，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估计全国有23,700,000人。[116]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隐匿人口现象频繁发生，宋虽然在宋武帝时期和宋文帝统治前期几次施行土断，但至宋文帝中后期以来，士族巧取豪夺的问题又频繁出现，孝武帝刘骏上台后，为此曾推出系列举措加以制止和限制，但除荆雍扬为核心的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收效恐怕并不明显，同时元嘉末年，北魏在宋的江北六州烧杀屠掠，使得江北六州人口几乎损失十分之四五。因此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纪录，国家在编的户口有901,769户，5,174,074人（不包括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数）[117]，但因为十多年前发生北魏在宋江北六州的烧杀屠掠，使得当地人口大减，以及孝武帝统治后期的463-464年浙江等地因大面积旱灾发生大饥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元嘉之治时的官方户口数字，应当超过150万户，900万人，如果再加上各地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数，实际人口应当超过1000万人。南朝宋文化编辑播报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世说新语》此外，书画、围棋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画山水序》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也以陆探微、宗炳、王微等人的成就最为显著，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南朝宋建筑宋帝在建康修建了一些宫苑，庙堂，但由于年代久远，战火频仍，基本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南朝宋儒学自东汉末年以来，“儒教尽矣”，而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都试图振兴儒学，尤其是宋孝武帝时期，儒学更是得到了孝武帝重点扶持和优待。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两百余年间，一直被废置祭祀孔子的仪式不仅被宋孝武帝恢复，而且孝武帝为恢复和振兴儒学，大力在民间建造孔庙，同时也进行了系列礼制改革以恢复儒家的礼乐制度，又多次下令整修学校，礼敬当时的大儒。对于宋武帝、宋文帝时期儒学发展情况，沈约在《宋书》记载：“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颇有前王之遗典......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118]在理论层面，以颜延之、宗炳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儒学的状况及其困境，探索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试图援佛入儒，提出儒佛兼综思想。因此儒学在宋朝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复兴。南朝宋宗教佛教和道教在宋时都得到了重大发展。配合重新确立皇权政治的需要，宋帝对宗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佛教方面，自宋武帝以来大都采取了扶持并利用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现为迎请礼遇著名僧尼、建寺造像、设立法会、延僧讲经、敕令皇室子弟师友于僧尼、与崇佛邦国往来交流等方面。其中，对佛教之利用主要表现为借其神化皇权、护佑政治、尤其是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获得皇位者，多借助佛教方面的思想来为其政权作神圣性及合法性之论证，以此扬己之德，稳固政治。佛教因素对传统礼制之渗透又为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结合之重要特点。[119]但同时，宋帝对佛教并不是一味纵容。而是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统治为原则，适时施行了一些相应的管制措施，如宋孝武帝时期对沙门进行了系列整顿，并建立僧官制度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限制佛寺塔像之兴造、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正是这一系列措施使佛教之发展得到了较为有效之引导与管理，从而避免了其在北方因过度伪滥而遭遇法难的命运。[119]总之，宋的佛教政策促进了南方佛教的良性健康发展。道教方面，由于孙恩、卢循的天师道在东晋末年遭受刘裕的沉重镇压和打击，所以在宋朝建立后，天师道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整，以改变昔日反叛朝廷之形象，求得新政权之庇护，主要表现为迎合政治、向新政权表忠诚等。随着天师道及道教其他诸派之整顿改革，宋帝开始适时采取了对道教人士进行礼遇、笼络之举措。到宋明帝时开始对道教人士多方迎请和优待，为其修筑道馆，任命道馆馆主。同时，宋朝统治者还十分关注上清、灵宝等道派经典的搜集整理者，这对诸道派之发展及统一的道教的形成，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被宋诸帝所征召礼接之道教人士多有高洁之品行，且学识渊广，博通儒玄释道，对其之礼遇笼络不但有利于促进冲淡、纯朴之社会风气的形成，从而益于敦风化俗，还利于促进道教内部之交流、道教教理之弘扬乃至道佛间的论释辩难，从而促进学术之争鸣与繁荣。[119]南朝宋科技编辑播报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夹击；宋亦借机加强内部统治秩序的建立，发展生产，扩充武备，伺机北伐，收复失地。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武帝向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虽然宋称北魏为“索虏”、北魏称宋为“岛夷”，但他们仍不定时的互派使者“交聘”，维持南北的交涉往来。在南北史书上的记载上也各有偏颇扭曲，如《魏书》和《宋书》都称对方向自己朝贡，但是实际上双方是一种平等关系。北魏与宋曾有五年的互市贸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后，北魏派使者“求通户市”，宋孝武帝在与公卿大臣广泛议论后，决定答应互市。两国官方的贸易关系，大约持续到458年边境发生小规模战事而止。南朝宋东北亚诸国宋与东北亚的倭国、百济、高句丽等都有密切的朝贡关系，倭国曾对宋朝贡十多次，史书记载有五位倭王接受过宋的册封[123]；百济也多次向宋朝贡示好，宋朝后期百济与宋的关系更形紧密，似乎结成军事同盟共抗北魏。[124]高句丽在泰始五年（469年）前一直选择向宋称臣纳贡，维持了40多年。但当北魏攻下宋的山东和淮北后，高句丽与宋的关系开始疏远。[125]南朝宋西域和中亚终宋一朝，玉门关以西的滑国、龟兹、于阗、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题国、渴盘陀国、末国、波斯等均有朝贡宋的记录。由于河西走廊当时已被北魏掌控，故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使臣一般是从岷山道进入宋的境内[126]。宋的海上贸易更是一度到达了波斯。当时人对前来朝贡宋的各国使节接连不断的情况记载：“爰命干戈，象蒲之绝，威震冥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127-128]南朝宋东南亚国家永初元年（420年），由于林邑（占城）借晋末乱局屡屡侵扰交州，刘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大军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内，歼灭了林邑国的大半士兵，痛击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次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到宋廷入贡，称臣，并获刘裕册封。但到范阳迈之子范咄即位后，林邑虽也多次遣使入贡。但屡屡要求宋朝封他为交州刺史“领交州”，每次都遭宋拒绝[129]。范咄亦常派兵入侵交州，但每次都被宋反攻回去，后又向宋朝谢罪纳贡。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林邑再次入侵，反复无常，宋文帝大怒，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征讨林邑。此一征战令林邑元气大伤，“家国荒殄，时人靡存”。此后林邑国没有再起兵进犯交州，对宋甚为恭顺，多次遣使到建康访问进贡。[130]此外天竺国、呵罗单国、师子国、都婆娑达国、扶南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等也有与刘宋的朝贡记录。[124]宋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既发展了海外贸易，又扩大了宋的影响力。南朝宋社会编辑播报宋时普遍习惯兴起了追求个性自由、民族开放、多元文化的风气。作为南朝的知识分子大体顾大局，不再负隅顽抗，正所谓“无声胜有声”，这体现了一种理想乐观主义的情怀和豁达大度的心境。如阮籍因不肯与司马氏通婚，而在媒人面前大醉六十余日。在南朝也兴起了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应付之。这种开放性表现于地域上和观念上。在地域上主要是开放地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同时中原文化也向周边地区扩散，整个社会不存在交流的禁锢。观念上的开放突出的表现于对女子束缚的放松，女子多享有较多的自由，如当时的妇女字一定程度上可以抛头露面，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记载士女游宴的事，女子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聚会、游春，妇女的发式服饰也可以反映她们的地位上升了。[14]南朝宋服饰宋在承袭秦汉遗俗的基础上吸收了少数北方民族服饰特色，稍作了些改动，主要体现于个别服饰的主色上。宋的服饰就比较随性，主要追求的就是轻松、自然、舒适。男子服饰都是大袖宽衫博带，而且大多名士都是不穿中衣只穿外衣的，有些正常些的会在里面穿件类似于吊带衫的衣服。女子的服饰一般就是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不同于男子的宽衣博带，女子上衣部分紧身合体（受游牧民族影响），但仍是广袖。下裙为多折裥裙，裙长及地，下摆十分宽松，比较随意，多表现俊俏飘逸的的效果。贵族妇女还喜欢带很多繁盛的装饰，这应该与宋的奢华糜丽之风有关吧。总而言之，宋的服饰与魏晋一样，较之秦汉，宽松简洁了些。[14]南朝宋皇帝世系编辑播报南朝宋历代皇帝世系列表庙号谥号姓名在位时间年号及使用时间皇陵-孝穆皇帝刘翘---兴宁陵高祖武皇帝刘裕420-422永初420-422初宁陵--刘义符423-424景平423-424-太祖文皇帝刘义隆424-453元嘉424-453长宁陵--刘劭453（72天）太初453-世祖孝武皇帝刘骏453-464孝建454-456景宁陵大明457-464--刘子业464-465景和464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永光465--刘子勋465-466义嘉465-466寻阳庐山太宗明皇帝刘彧465-472泰始466-471高宁陵泰豫472--刘昱473-477元徽473-477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顺皇帝刘准477-479升明477-479遂宁陵zhua曲子白渡白颗百度百科内容由网友共同编辑，如您发现自己的词条内容不准确或不完善，欢迎使用本人词条编辑服务（免费）参与修正。立即前往>>宋是南朝版图最大的朝代。《文苑英华》七百五十四：南过交趾，西包剑阁，北划黄河，而绕东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波峰与波谷 :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阎歩克编著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 袁行霈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65页-466页注：出自边城玫女的《中国历代疆域面积考》《南史》卷1《宋本纪上》：（义熙）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晋帝加帝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义熙）十四年……六月丁亥，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宋书》 卷二本纪第二 武帝中：“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宋书》 卷二本纪第二 武帝中：“元熙元年正月，诏遣大使征公入辅。又申前命，进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十郡，增宋国。”《南史》卷1《宋本纪上》：（义熙）十三年……十月，晋帝诏进宋公爵为王，加十郡益宋国，并前为二十郡。《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四卷》：刘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乡等诸郡，秦王兴许之。群臣咸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起细微，能讨诛桓玄，兴复晋室，内厘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数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南史.卷一 ·宋本纪上第一》：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余姚唐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帝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宋书·卷九二·列传第五二·杜慧度传》：“高祖践阼，进号辅国将军。其年，率文武万人南讨林邑，所杀过半，前后被抄略，悉得还本。林邑乞降，输生口、大象、金银、古贝等，乃释之。遣长史江悠奉表献捷。”(梁)裴子野，《宋略.总论》：“永初末岁，天子负扆矜怀，以燕、代戎幄，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屠桑干而境北狄，三事大夫顾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返，请具银绳琼检，告报东岳。’既而洮弗不兴，即年厌世”参见《宋书》所载的少帝刘义符在晋末世子府和宋初东宫府的旧属颜延之、刘湛、殷景仁、谢灵运、庾登之等人在少帝即位后的迁调变更，可知刘义符即位后先后调任旧属在朝任要职与顾命大臣争权，但最终这些人皆被排挤出京师。除此之外，刘义符还曾调宗亲刘怀慎为护军将军，刘遵考为右卫将军。在当时徐傅谢三位顾命大臣掌控朝政的形势下，少帝刘义符先后试图调集旧属故僚入朝任要职和调集有功勋的宗亲掌控禁卫军权，有明显地与顾命大臣争权的意图。《宋书.范泰传》：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鼓鞞在宫，声闻于外；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不闻将帅之臣，统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远近之怪。《宋书.索虏传》：檀道济至彭城，以青、司二州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四月壬申，虏闻道济将至，焚烧器械，弃青州走……虏安平公等诸军从青州退还，径趋滑台；檀道济、王仲德步军乏粮，追虏不及。道济于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济停军湖陆。仲德未至尹卯，闻虏已远，还就道济，共装治水军。《宋书.索虏传》：虏众盛，檀道济诸救军并不敢进。刘粹据项城，沈叔狸屯高桥。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及翟广、窦霸，凡诸将佐及郡守在城内者，皆见囚执，唯上党太守刘谈之、参军范道基将二百人突围南还。《宋书.徐羡之传》：帝后失德，羡之等将谋废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召使入朝，告之以谋。事将发，道济入宿领军府。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其日守关。道济领兵居前，羡之等继其后，由东掖门云龙门入，宿卫先受处分，莫有动者……兵士进杀二人，又伤帝指。扶帝出东阁，收玺绶。群臣拜辞，卫送故太子宫，迁于吴郡……遣使杀帝于吴县。参见《宋书.文帝本纪》、《宋书.王懿（仲德）传》、《宋书.刘粹传》、《宋书.张邵传》、《宋书.赵伦之传》以及《南史》这些人的列传记载，刘义隆即位初期对这些开国元勋纷纷加官或进号，当为笼络这些人的举措。而最终清除徐傅谢三人时，这些人或出谋告发或出力或默许，可知刘义隆在元嘉三年清除顾命大臣时，已成功笼络这些元勋。《宋书.王弘传》：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南史.檀道济传》：道济素与王弘善，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宋书·王华传》：“甯子及与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 此弑君亭，不可泊也。 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 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 当见太平时不？ ”《宋书.文帝本纪》：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尚书令、护军将军、左光禄大夫傅亮，有罪伏诛。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丙子，车驾自芜湖反旆。己卯，擒晦于延头，送京师伏诛。《宋书》：“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檀道济传》：虏逼滑台。加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讨。军至东平寿张县，值虏安平公乙旃眷。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虏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前后邀战，道济分遣段宏及台队主沈虔之等奇兵击之，即斩悉颊库结。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陷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反。《宋书·索虏传》：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申元吉率马步囗余人向确磝，取泗渎口。虏确磝戍主、济州刺史王买德凭城拒战，元吉破之。买德弃城走，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骡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毡七百领，粗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玄谟攻滑台。《宋书.萧斌传》：元嘉二十七年，统王玄谟等众军北伐。斌遣将军崔猛攻虏青州刺史张淮之于乐安，淮之弃城走。先是，猛与斌参军傅融分取乐安及确磝，乐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确磝，至是又克乐安。既而攻围滑台《宋书.王玄谟传》：及大举北征，以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确磝，戍主奔走，遂围滑台。《宋书·索虏传》：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径造许、洛。《宋书.卷七十二》：二十七年，大举北伐，诸蕃并出师。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长社，长社戍主鲁爽委城奔走。即克长社，遣幢主王阳儿、张略等进据小索。伪豫州刺史仆兰于大索率步骑二千攻阳儿，阳儿击大破之。到坦之等进向大索，劳杨氏郑德玄、张和各起义以应坦之，仆兰奔虎牢。会王阳儿等至，即据大索，因向虎牢。《宋书.柳元景传》：及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二十七年八月，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赀谷，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广威将军田义仁入鲁阳，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元景以其月率军继进。闰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斩县令李封…… 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堆，去弘农城五里。贼遣兵二千余人觇候，法起纵兵夹射之，贼骑退走。诸军造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婴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诸军鼓噪以陵城，季明、赵难并率义徒相继而进，冲车四临，数道俱攻，士皆殊死战，莫不奋勇争先。时初古拔父子据南门，督其处距战，弘农人之在城内者三千余人，于北楼竖白幡，或射无金箭。安都军副谭金、薛系孝率众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鲁方平入南门，生禽伪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军度熊耳山，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季明率方平、赵难军向陕西七里谷。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纠率合义徒二千余人，共攻金门邬，屠之。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虏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诞又遣长流行参军姚范领三千人向弘农，受元景节度。十一月，元景率众至弘农，营于开方口……众并造陕下，即入郭城……虏洛州刺史地河公张是连提众二万，度崤来救，安都、方平各列阵城南以待之，显祖勒精卒以为后柱。季明率高明、宜阳义兵当南门而阵，赵难领卢氏乐从少年，与季明为掎角。贼兵大合，轻骑挑战。安都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正会安都诸军与贼交战，虏三郎将见元保军从山下，以为元景大众至，日且暮，贼于是奔退……元景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急……自诘旦而战，至于日昃，虏众大溃，斩张是提，又斩三千余级，投河赴堑死者甚众，面缚军门者二千余人……崤、陕既定……法起率众次于潼关，先是，建义将军华山太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贼关城戍主娄须望旗奔溃，虏众溺于河者甚众。法起与槐即据潼关。虏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堆列三营以拟法起。法起长驱入关，行王、檀故垒。虏谓直向长安，何难率众欲济河以截军后，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诞又遣扬武将军康元抚领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节度，援方平于函谷。元景去，贼众向关。时军中食尽，元景回据白杨岭，贼定未至，更下山进弘农，入湖关口，虏蒲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众二万至阌乡水，去湖关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贼营，迷失道，天晓而反。道生率手下骁锐纵兵射之，锋刃既交，虏又奔散。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10-1：278-291《宋书·自序》：索虏大帅托跋焘自率步骑数十万，陵践 六州，京邑为之骚惧，百守千城，莫不奔骇。《宋书.列传.第五十五》：“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 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裁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假别驾崔勋之振威将军，领所发队，并二州望族，从盖柳津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冀州刺史向井陉，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相州刺史备大行，因事指麾，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济河之日，请大统版假。常忿将率惮于深远，勋之等慷慨之诚，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初，帝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宋书·王僧绰传》：“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五十九》：上谓劭、浚已当斥遣道育，而犹与往来，惆怅惋骇。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须至检核，废劭，赐浚死，以语浚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浚。浚驰报劭。《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五十九》：劭因是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詹叔儿、斋帅张超之、任建之谋之……令后队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上其夜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直卫兵尚寝。超之手行弑逆，并杀湛之。劭进至合殿中阁，太祖已崩。《宋书》：二月壬子，遣运部赈恤。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谥曰景皇帝，庙曰中宗。三月癸巳，葬长宁陵。世祖践阼，追改谥及庙号。《南齐书.百官志》：“宋孝建二年制，(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南史.卷五十一‧列传第四十一》：“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与领军分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垂拱而已。”《魏书‧卷九十七》：“是岁，凡诸郡士族婚官点（玷）杂者，悉黜为将吏，而人情惊怨，并不服役，逃窜山湖，聚为寇盗。”《宋书.卷八三》：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宋书.孝武帝本纪》：“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宋书.孝武帝本纪》诏曰： 仲尼体天降德，维周兴汉，经纬三极，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阙宗祀。先朝远存遗范，有诏缮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国难频深，忠勇奋厉，实凭圣义，大教所敦。永惟兼怀，无忘待旦。可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宋书.孝武帝本纪》：“江汉楚望，咸秩周礼，礼九疑于盛唐，祀蓬莱于渤海，皆前载流训，列圣遗式。霍山是曰南岳，实维国镇，韫灵呈瑞，肇光宋道。朕驻驆于野，有事岐阳，瞻睇风云，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二十八》：臧质阴有异志，以义宣凡弱，易可倾移，欲假手为乱，以成其奸。《宋书·卷五十·列传第十》：世祖以历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镇历城。议者多异。护之曰：“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由是遂定。《宋书.颜师伯传》：其年，索虏拓跋浚遣伪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天水公拾贲敕文率众寇清口，世祖......受师伯节度。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与孟虬合力。行达沙沟，虏窟环公、五军公等马步数万，迎军拒战。孟虬等奋击尽日，孟虬手斩五军公，虏于是大奔。孝祖又斩窟环公，赴水死者千计。虏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济州公、青州刺史张怀之等屯据济岸，师伯又遣中兵参军江方兴就傅乾爱击破之，斩河南公树兰等。虏别帅它门又遣万余人攻清口戍城，乾爱、方兴出城拒战，即斩它门，余众奔走。虏天水公又率二万人复来逼城，乾爱等出战，又破之，追奔至赤龙门，杀贼甚众。上嘉其功，诏曰：“虏驱率犬羊，规暴边塞，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师伯宣略命师，合变应机，济戍奋怒，一月四捷，支军异部，骋勇齐效，频枭名王，大歼群丑。朕用嘉叹，良深于怀。可遣使慰劳，并符辅国府详考功最，以时言上。” ......又追虏至杜梁，虏众多，四面俱合，平南参军童太一及苟思达等并单骑出荡，应手披靡。孟虬等继至，虏乃散走，透河死者甚多。既而虏更合众大至，孟虬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助师伯。张怀之据縻沟城，师伯遣天生等破之，怀之出城逆战，天生率军主刘怀珍、白衣客朱士义、殿中将军孟继祖等击之。怀之败走入城，仅以身免。继祖于阵遇害，追赠郡守。又虏陇西王等屯据申城，背济向河，三面险固，天生又率众攻之，朱士义等贯甲先登，贼赴河死者无算，即日陷城。虏天水公又攻乐安城，建威将军、平原乐安二郡太守分武都与卜天生等拒击，大破之，虏乃奔退，追战克捷，直至清口。虏攻围傅乾爱，乾爱随方拒对，孝祖等既至，虏彻围遁走。师伯进号征虏将军。《宋书》：“孝武末年，清暑方构....制度奢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南史.卷三十四》：初，师伯专断朝事，不与沈庆之参怀，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预政事。”《宋书.戴法兴传》：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吸习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宋书.蔡兴宗传》：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 主上谅暗，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 王景文、谢庄等迁授失序，兴宗又欲为美选。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率，殷常为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常为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为多，欲单为左卫，兴宗曰： 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若谓安都晚达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轻，宜有贯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 义恭曰： 若宫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 兴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 使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既中旨以安都为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除兴宗新昌太守，郡属交州。朝廷莫不嗟骇。《宋书.颜师伯传》：废帝欲亲朝政，发诏转师伯为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夺其京尹，又分台任，师伯至是始惧。《宋书.卷七十七》：杀戴法兴后，悖情转露。义恭、元景等忧惧无计，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速决。《宋书.前废帝本纪》：时帝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诸大臣莫不震慑。于是又诛群公，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宋书.明帝本纪》：既而害上意定，明旦便应就祸。上先已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共合谋。……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殒废帝于后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事定，上未知所为。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召见诸大臣。《宋书.明帝本纪》丙子，诏曰： 皇室多故，糜费滋广，且久岁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从俭，弘济时艰，政道未孚，慨愧兼积。大官供膳，可详所减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无益之物，一皆蠲省，务存简约，以称朕心。 《宋书.明帝本纪》壬午，诏曰： 朕戡乱宁民，属膺景祚。鸿制初造，革道惟新。而国故频罹，仁泽偏壅。每鉴寐疚心，罔识攸济。巡方问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广求民瘼，考守宰之良，采衡闾之善。若狱犴淹枉，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贞妇孝子，高行力田，许悉条奏。务询舆诵，广纳嘉谋，每尽皇华之旨，俾若朕亲览焉。 历城并非刘宋与北魏边界，治山茌县的青州太原郡是当时宋魏的一个边界地方，见《宋书.索虏传》云： 遣从弟高梁王以重军延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恬击破之。 而北魏返回途中，仍然要 破略太原 。此条记载明显可见北魏要先过刘宋的青州太原郡才能到达历城，撤军北归仍然要从太原郡回撤。而刘宋的青州太原郡界在山茌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鲁爽至长社，魏戍主秃髡幡弃城走。臧质顿兵近郊，不以时发......庚寅，鲁爽与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战于大索，破之，进攻虎牢......与柳元景皆引兵还......思话命诸军皆退屯历城。己丑，诏解萧思话徐州，更领冀州刺史，镇历城。”《宋书.孝武帝本纪》：“自非临军战陈，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昕察。犯者以杀人罪论。”《宋书.卷第五十四.列传第十四》:“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卷九七·列传第五七·林邑国传》：“十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水经注疏·卷三十六》，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江苏古籍出版社，3014页。